在河北区南普公园内，有一座“四当明霞殿”，是为纪念天津近代藏书家、校勘学家章钰。章钰生逢“三百年来未有之巨变”的近代中国，在居住津门近20年的时间里，章钰一边亲历军阀混战见证民生惶惶，一边“以教书谋食，以校书遣生”，主讲天津崇化学会，在乱世中为后人留下了《胡注资治通鉴》和《读书敏求记》等校书、手抄15000卷、3368部72787卷藏书、数千件金石拓本，已经成为如今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苏州图书馆等多地图书馆的“国家级专藏”。

　　今年，天津问津书院曾隆重举办了纪念学术讨论会。时逢章钰先生诞辰150周年，崇化学院学员、天津文史研究者们向记者讲述了这位学术大家在津生活的传奇往事。

　　四贤三顾 请主讲崇化学会

　　天津是章钰的第二故乡。章钰于1865年出生在苏州，天津文史研究者张绍祖介绍，章钰为光绪年间进士，曾是苏州当地开办小学的“发轫者”，因为办学功绩卓著被“保加四品衔”，“在辛亥革命之前，章钰调外务部,充一等秘书、庶务司帮主稿,兼京师图书馆纂修。”

　　辛亥革命后，正值盛年的章钰却选择了致仕而隐居天津。天津崇化学会学员、84岁的李炳德告诉记者，章钰先生于1912年到天津，1930年赴北京，其间近20年的时间里，曾住在当时天津北郊大经路即今天河北区中山路一带，“1902年后，袁世凯将天津新车站和直隶总督衙门之间的区域进行了全新规划，从新车站修通了一条直达直隶衙署的大路，命名为大经路。”大经路一带形成了介于外国租界地和老城厢之间的“河北新区”，几十条道路组成泾渭分明、整齐划一的道路网，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街区，也成为当时很多来津居住者的首选。李炳德根据《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录》及章钰和友人的通信，基本理清了章钰在天津的居住情况，“先生住在宇纬路的宇泰里，后来又迁至黄纬路的求是里，还曾短时间寄寓在英租界三德里。”李炳德说，章钰先生在校书记录中标有居住地的多达76处，列出的具体地名就有：天津、津、津门、津步、津沽、析津、天津北郊、宇泰里、求是里、英国租界三德里。在与缪荃孙的通信中，章钰留的不同地址还有“天津南市广益大街南头路西”和“蔽居现移三经路修业里，去旧居不远”，三经路即如今三马路。

　　章钰自言在天津“以教书谋食，以校书遣生”，初来天津时，受聘做后来天津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张叔诚张家所办的家学教授。1914年，袁世凯设立清史馆，数年中章钰还任纂修，负责忠义列传、艺文志的撰著。而于天津，章钰在著名的天津崇化学会担任主讲，门下培育出了诸如龚望、郭霭春、石永茂、章邦宪等一大批中国文化、文史界的大家。而请章钰出山讲学，则留下了四贤三顾的佳话。张绍祖告诉记者，1927年，严修创办崇化学会后首次由严范孙、华世奎、林墨青、赵幼梅四位邀请，他坚辞不就；再次邀请章先生则推荐王守恂，亦谢绝。于是四位又谋划如何才能请章先生“出山”。正当大家为难之际，只见华世奎笑着说：“我有办法了。”他来到章府，先生仍不肯出。这时候华世奎既严肃又郑重地走到他面前说：“我等今日来此，也可谓‘三顾茅庐’矣！如果三请诸葛，先生再不出山，我可要行大礼了。”说着就要下跪，章先生见如此情真意切连忙答应担任主讲，讲义理、训诂、掌故等课。

　　天津藏书家章用秀的伯父章邦宪和父亲章邦宬都出自章钰门下，他介绍，章钰主以“学以致用”为宗旨。在崇化学会，先生遵循儒家“有教无类”的传统，对求学者不分贫富贵贱，来者不拒，一视同仁。出于振兴国学的一片热忱，章钰特为崇化学会订立学程，设义理、掌故、辞章三部。学生既可专学也可兼学，且手书“学海”匾额悬挂于崇化堂，“讲授经义，析疑辩难，极其认真，学生有问必答，一丝不苟。”最初课堂设在严范孙家，每月授课两次，以经史发题，并校阅笔记，分数最高的，给予奖励。后来，崇化学会迁到河北二经路，再迁文庙明伦堂。授课改为每周三六两天，讲授经义及讨论各种学术的得失，析疑辩难。由于章钰的学识渊博，崇化学会一时盛况空前。李炳德曾受教于龚望、郭霭春等人，他告诉记者，章钰任崇化学会主讲，5年后赴京后，也定期到天津来讲学，即便后来重病，也让人将学会学员们的评卷和学习札记专程送到北京，让章钰批阅。

　　其实在主讲崇化学会之前，章钰还曾在林墨青创办的存社负责征诗达十五六年之久。天津口述史学会理事吴裕成介绍，天津当时的民情风俗文史甚至美食特产都是章钰的出题范围：“1923年为征诗出题《银鱼》《紫蟹》，1934年又以《咏津市海错》命题，并要求‘海虾海蟹之类，每种五古一首，不拘首数’，应课者写到黄花鱼、比目鱼、鰋鱼、鲙鱼、鲞等多种鱼，更有蟹、虾、鳖、螺、蛤蜊、海参、海蜇、海菜等。”

　　藏书校书 在津完成巨著

　　章钰，字式之，又字坚孟、茗理，有蛰存、负翁、晦翁、北池逸老、霜根学人、霜根老人等多个别署，室名也众：永思堂、崇礼堂、不斗斋、算鹤量鲸室、四当斋、听鹃僦舍等，其中四当斋名声最响。

　　四当二字来历和藏书有关。李炳德说，章钰曾说过，四当二字系兼取两位古代藏书家宋尤延之、明胡元瑞之遗说，前者“饥读之以当肉，寒读之以当裘，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，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”，后者“饥以当食，渴以当饮，诵之可以当《韶濩》，览之可以当夷施”。据《吴县志》记载，章钰年幼即好学，少孤，十余岁时即能佣书养母，又节衣缩食用以购书。前辈藏书家的“四当”自然也就成了章钰自己怡然自得的“四当”了。章钰收集图书几成癖，他自己在所藏书记的跋语中说过：“三十年来有敛书之癖，一日不添书即觉虚度一日。”一生之中，四当斋收藏图书达到3368部、72787卷，达21596册之多。李炳德说，章先生还不算是寓公，“因为他并没有很多能置业的钱，随之辗转的行李都是书。”得元胡助撰、纯白斋抄本的《树艺篇》后，他“岁晚得此，殊可惜也”；得刘履芬手抄补足的《望溪文集》，他感叹“此四当藏书中甲观也”；得《湘麋阁遗诗》《兰当词》，他更是“得于冷摊，欣喜过望”……李炳德告诉记者，章先生在藏书还藏题有“茗理志喜”的字样。

　　李炳德告诉记者，章钰藏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名家抄本、稿本，其中稿本《四寸学》一书经过师生三代、祖孙五代之手。原来，章钰得书《四寸学》后，请恩师俞曲园鉴定，章钰去世后，章钰之子章元善将《四寸学》赠予了为章钰写传记的张尔田，张尔田就是章钰的弟子，而《四寸学》的作者张云璈是张尔田的高祖，高祖的稿本最终流传到玄孙手中，不能不说是一段书坛佳话。

　　章钰的校书更是成就卓著，有功于学林。李炳德介绍，章先生早年就开始校书：“到民国元年，手校已达600卷，民国十年左右，已经积累到四五千卷。一生中，他手校、手抄合计15000卷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天津完成的。”

　　章氏后人章熊曾讲，章家有件“传家之宝”——砚台。它并非什么名砚，就是普通的石头，可它生生地被章钰磨穿了：“当时祖父正研墨，磨着磨着墨汁没了，祖父对着阳光一看，发现砚底有个小眼儿。这方砚幸存下来，使用价值自然没有，但却是激励章氏后人的最好‘庭训’。”李炳德说，章先生校书，光标明用笔颜色就有89部，“新校一遍就换一种颜色，最多达‘七色笔’——有些百卷的巨著也校勘到了六七遍。”

　　其中在津完成的《资治通鉴》和《读书敏求记》用力最大、贡献最深厚。在将近三百卷的《资治通鉴》中，章钰校出“脱、衍、误、倒”这四种情况共七千多处、万字以上，最终编撰成的《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》于1931年刊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主席倡导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就是用的章钰勘校过的本子标点重印，一直沿用至今。1926年刊行的《读书敏求记》以管庭芬著本为主，但参考了28种刊本、抄本、校本，如今已经成为目录学入门的必读书之一，甫一问世，时评“此本一出，旧本可废”了。此外，《南齐书》、《宋史》、《旧五代史》等多部校勘著作虽然成就斐然，但惜未发行。李炳德曾有过粗略的统计，以这两部巨著为例，包括“四色笔校并签记”、“七色笔校本”、“手加修正本”等，光“稿本”就已经达到99册！

　　校勘的“痴好”也沿用到了他收藏的金石碑拓，他爱在题签后作跋语，记录藏品来源，考拓本真伪，为每一件藏品也留下了“考据证明”。